摘要：[45]姜明安虽然提及强制执行，但是将其作为行政行为的一个内容来处理的。 ...
笔者之前借鉴王锴的研究，认为这种规定是一种示例性规定，认为宪法只是例举了针对某单项基本权利的一种或者几种典型的限制方式，但通常不意味着该基本权利不能被用来防御其他方式的限制。
因此，社会权的法律保留主要是形成保留或者给付保留的范畴，不在本文讨论范围。虽然旧的解释方案被否定，但新的方案建构仍然困难。
（一）概括性限制条款的有无我国《宪法》第51条是一个基本权利限制的概括性条款。并且，此处的剥夺政治权利当指刑法上作为附加刑的剥夺政治权利。例如，针对艺术自由这一无法律保留基本权利，宪法法院在梅菲斯特案中，明确拒绝援引《德国基本法》第2条第1款来进行限制。基本权利限制的分层构造方案，是落实此种差异化保护的重要宪法教义学基础。[47]赵宏：《公共决策适用算法技术的规范分析与实体边界》，《比较法研究》2023年第2期，第1页。
也就是说，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同样可以用来对抗其他的干预措施。而且，基于他人权利而为基本权利限制，也是单纯法律保留中常见的情形，此种建构似乎也不足以实现无法律保留条款保障程度更高的目标。其次，勇于直面世界不同地区多元文化、信仰、生活方式以及法治环境带来的挑战，打好针对境外势力的认知战，为国家赢得更有利的战略态势和空间。
网络新话语是承载社会现实问题的有力映射，蕴藏着值得被高度关注的社会潜流。在当前的治理体系中，立法相对有限，治理依据仍以政策为主，导致在监管措施上仍然存在不足。互联网正在成为传统信息内容生产和传播方式的总和，带来信息内容生产与传播规律的新变革，也对现代国家治理形成新的冲击。无论是古代的结绳记事、简牍缣帛、雕版印刷，还是工业革命后的报纸、广播、电视，信息生产的速度、广度，信息传播的幅度、渗透度以及获取信息的途径和成本都远远无法与互联网时代相比。
算法分发、社交机器人暗含的技术权力制造出极为强大的扩音器，造成信息的割据和网络的巴尔干化前所未有。尽管如此，对网络平台内容进行监管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全球趋势。
（三）灯塔效应：共识的塑造和凝聚在互联网新媒体时代，试图打造完美的信息内容环境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前所未有的信息冗杂、良莠不齐，已经成为任何个人、组织甚至政府处理绝大多数问题的先决条件。互联网平台既是舞台，也是新战场。第二，对于违法信息内容的删除和屏蔽，应当有充分的理由说明，防止内容治理走向过度审查的极端。一是内容泛在化、万物皆媒介成为互联网新媒体时代的新常态。
无论是伊朗社会运动，还是中国台湾地区所谓的太阳花学运和中国香港特区非法占中活动，其中都不乏西方非政府组织（NGO）意图通过社交媒体隐蔽灌输意识形态、输出颜色革命，由意见领袖引导促成大规模反政府社会运动。其中，威胁集体安全的网络恐怖主义和暴力极端主义内容，是国际合作的重点打击对象。在事前层面，缺乏与平台、公民间的预警与沟通。毋庸讳言，互联网助推着社会民主开放，但也使言论表达生态愈加复杂。
如今，中国居民的知识水平极大提高，舆情传播速度更快、波及更广、影响更大。如今的监管实践事实上将互联网信息框定为三个场域，一类被投放，一类被屏蔽，其余的才是正常呈现的信息。
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不能仅仅是短视性的维稳，解决的也不仅是肘腋之急。言论自由保护与信息审查机制之间的张力是自始至终贯穿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的一道红线。
一方面，笼统的分类方式使法律规定的可操作性差。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工作应当由被动防守加快转变为攻防并举。这些法令均剑指脸书、推特等头部平台，试图遏制网络有害信息，但在出台和施行过程中备受争议。《互联网用户账号信息管理规定》《互联网跟帖评论服务管理规定》等规范进一步协调了全主体参与、全平台覆盖、全流程监管、全环节治理的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制度设计。网络信息内容监管本应服务于构建良好的网络生态，但某些地方政府出于对维稳或维持小群体利益的目的，在实践中常使监管工作沦为就舆情个案的紧急处置手段，注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末端治理，从舆情中发现民情的源头治理能力不够。深度伪造、信息排序、社交机器人等先进技术也是网络舆论操纵的数字间谍，被用于缔造虚假意见气候，成为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中看不见的手。
加之对于人工智能偏见歧视问题的警惕，政府针对虚假信息、深度伪造、网络犯罪等问题的技术打击手段也备受质疑。利用算法推荐、内容分发和信息流进行社交媒体操纵已成现实。
二是传递效率极大提升。国家既可能是言论的敌人又可能是言论的朋友，为保障弱势群体的言论自由，国家可以通过分配一些公共资源（如公共资金）来保障全面的公共辩论。
另一部分则是资讯或广义上的信息，由不需要新闻牌照的信息聚合或分发平台发布，被按照信息内容生态治理的思路去监管。在革命战争年代，动员和组织是社会运动中最难的环节，中共地下工作者冒着生命危险、经过长年累月的努力，才能将学生和工人发动到街头开展革命斗争。
这表现在信息内容执法方面，各部门间职权划分不够清晰，内部协调尚不明确，既导致权力的交叉，也可能造成各部门相互推诿，进而出现监管真空，影响执法效率。针对社会公众，不仅要加强网络素养教育，而且还要重视网络空间正能量、主旋律对信息内容的引领作用。传媒越来越大众化，网络水军、粉丝文化、网络暴力却使公共讨论的参与者越来越不对等。三是讲政治不足，服务大局的能力不足。
1996年，约翰·巴洛发布《网络空间独立宣言》，将互联网作为一个独立的、乌托邦式的全球社会空间，反对其受到任何政治力量管辖。例如，英国网络观察基金会（IWF）就通过制定行为准则，实施涉儿童性虐待内容监管的举报热线、黑名单制度、分级和标注等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值得借鉴。
与此同时，加快健全网信综合行政执法机制。在立法方面，中国已初步形成由法律、行政法规、司法解释、部门规章及一系列规范性文件组成的立体的、全方位的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范体系。
在2019年《关于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意见》的指导下，中国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开始由事后管理向过程治理、多头管理向协同治理转变。内容把关的困难、不良信息的充斥、网络生态的复杂前所未有，传统治理制度和规则濒临失灵。
扁平化、定式化的信息茧房不仅不利于网民尤其是未成年人的知识获取和全面发展，导致交流空间的限缩、现实世界的疏离，而且使理性的少数派成为沉默螺旋、同质化的声音则以夸张和扭曲的形式不断重复，最终造成网络组织的圈层化，形成自组织。国家在严格依法的前提下对信息内容进行规制、对表达自由作出规范，已经是保护公民权利、破解公共风险、维护国家安全的迫切需要。在中国这样一个体量巨大、情况复杂的国家，网络新话语所暴露出的民情民生问题，往往蕴含着社会治理的重点、难点和盲点，不容小觑。（一）信息时代表达自由理论的扬弃互联网新媒体时代是表达自由的黄金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代。
而由于对平台的监督机制不健全，平台资本渗透舆论秩序、干预信息呈现的现象依然存在。这种信息生态的扭曲并非对精神文明的主动化塑造，而是对社会秩序的短视化维稳，可能导致谬以千里的舆情监测、民情预测甚至公共决策，同时易在西方国家对中国网络信息内容治理体制的指责中授人以柄、落人口实。
二、范式革新：内容治理的力度与限度时代更迭导致知识失效，西方工业革命所生产的现代性知识已经很难用于解释和解决信息革命所引发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此外，约谈、责令或限期整改（改正）的法律性质存有争议。
2016年《波特曼-墨菲反宣传法》（Portman-Murphy Counter-Propaganda Bill）、2017年《外国代理人登记法》（Foreign Agents Registration Act）等法律均对社交媒体平台上来自外国的政治宣传信息作出限制，佛罗里达、得克萨斯等州也开始针对社交媒体内容治理立法。（五）治理主体：网络平台的超级权力信息平台在互联网信息内容治理中掌握着进行内容审查、屏蔽、删除以及封号等监管和处罚行为的准公共权力，但其天然的逐利动机非但并未因其承载公共权力的让渡而消弭，而且在互联网技术的增量式赋权下越发异化和膨胀。
